邹峰

196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，抑郁症互助平台“渡过”首批陪伴者。专注于青少年心理辅导陪伴，“渡过”亲子营联合发起人。

“这个播出去目的是什么？”记者庄胜春在拍摄央视新闻短视频节目《相对论》时被一位采访对象这样问道。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，因为抑郁症而住院，“为了让更多父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样。”听到回答，小女孩低下了头，用比自言自语更小的声音说：“他们（父母）不会知道的。”

在这期聚焦青少年抑郁症的节目中，邹峰作为专家陪同记者走访多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，他对这个看似消极的回答并不意外，他曾从很多青少年患者口中听到过更加绝望的表达。自2017年开始，他通过抑郁症互助平台“渡过”接触了大量罹患抑郁症的青少年，为他们提供医院和药物之外的咨询服务，成为大家口中比父母还要亲近的“邹大爷”。

被忽视的青少年抑郁

北京安定医院曾牵头一项长达9年的调查《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》（2012年—2021年），对73000多名6~16岁少年儿童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资料分析，结果表明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达到17.5%。在没有加入“渡过”的微信互助群之前，邹峰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没想到有这么多孩子患有抑郁症。

“渡过”起源于财新传媒副总编辑张进。2012年，张进先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，后改诊为双相情感障碍。在亲身体会到抑郁症的痛苦并意识到相关科普内容的匮乏之后，张进将镜头聚焦于抑郁症，在新闻工作之余走访抑郁症患者并将感悟发表在网上。2015年8月，《渡过1：抑郁症治愈笔记》出版；同年10月，张进创办了“渡过”公众号，从自己的“抗郁”经历出发撰写汇编大量抑郁症科普文章。2017年，“渡过”第一个读者群应运而生，各种交流群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。邹峰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“渡过”。

当时的邹峰因为对心理学的兴趣，已经在线上和线下参加了不少关于抑郁症治疗方面的培训，他在微信群里热心地解答大家的问题，更多时候他也只是默默地倾听。在“渡过”里，像邹峰这样为患者提供咨询帮助的被称为“陪伴者”。

直到发现很多人来询问自己的孩子有了症状该怎么办，邹峰突然意识到，成人之外，抑郁症对青少年意味着他们在一个脆弱、充满变化和不确定的年龄，遇到了仅靠自己很难挣脱的困境——他们连求助都不能和解答者面对面沟通，需要通过父母这个中介来进行，“但更多时候，父母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孩子已经患有抑郁症。”

和成人抑郁症患者不同，孩子们与社会连接微弱，难以有效求助，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他们的痛苦隐没在学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，无声蔓延。

在邹峰接触的多个抑郁症少年家庭中，父母大都后悔不迭：为什么当初完全没有捕捉到孩子的求助信号？他们尝试描述一些模糊的“征兆”，却和“学业压力”“青春叛逆”这些词汇搅杂在一起，难以分辨。“这样的情况很普遍，有一对母女曾一起参加咨询，女儿提出休学，母亲以为是‘青春逆反心理’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看到女儿手上有小刀划过的几道疤痕。她说：‘我试着在我手上用小刀划一道，但做不到，我才真的意识到孩子不是叛逆，是病了。’”

2018年，在和张进的交流中，他提出了线下“亲子营”的概念，“只有父母也参与到治疗过程中来，他们才能正确认识孩子的病情，孩子从医院回到家庭后才能保持健康的状态。”

陪伴是治愈的开始

系统式家庭治疗师弗里茨·B·西蒙认为：家庭是一个致力于保持自身平衡的系统，这个系统里任何一个人发生了变化（好的或是坏的变化），都会让这个系统面临失去平衡的危险，系统里的每个人都会自发地做一些调整，设法让这个系统重新回到平衡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治疗孩子的病需要全家人一起参与——只有整体的变化，才能形成长期且有意义的新稳态。

在亲子营里，15组抑郁症少年和家长共同来到陌生的环境，与陪伴者和其他少年、家长共同生活，请来精神科医生开课分享，陪伴者大多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。邹峰不仅扮演陪伴者的角色，也综合自己之前陪伴的经历给孩子们开讲座，组织他们进行乐队表演。对于家长，他会从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对孩子的不理解出发，“假如今天孩子放学回家说自己因为被老师误会上课讲话而被骂了，你们会怎么想？一位父亲举手说，老师这样做很正常，我会给孩子分析老师为什么会批评他。但敏感的孩子可能会陷入被批评的念头中。这样的时刻，大人和孩子的世界似乎并不相通。”邹峰发现，许多父母对自身感受的觉察力较弱，当下的情绪是焦虑、心疼还是难受他们自己都很难分辨，更不要说表达，如果家长对自己的情绪都是麻木的，就更难体会孩子的心情和提供情感支持了。

青春期的大脑，负责理性的部分还未成熟，主要由情绪主导。而青少年最重要的变化是社会化，他们最需要的是认识自己的情绪、欲望，学会与人相处，并通过和他人的互动寻找自我，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，对于抑郁症的孩子来说，这个过程被现实压抑了。邹峰非常理解孩子们的无助，“当下，无论是家庭、学校，还是社会，都在反复强调一种注重培育智力的学习氛围和充满竞争的人际关系。对于如何面对情绪困扰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、亲子关系的矛盾，如何在过载的数字信息中看清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几乎没有人教过我们的孩子。”

在一对一聊天的时候，邹峰也会借助非语言的工具帮孩子更容易地表达，比如情绪卡牌。有一次，他陪伴的孩子因为病情无法上学陷入自责焦虑，但谈话时他拒绝提及，邹峰就拿了一些图画卡牌给他，请他随意选一张，两人互相描述看到的内容，“我尝试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帮助他表达出了当下的感受，聊完后，他开始哭泣。作为陪伴者，我要做的不仅是真心地倾听，也要足够敏感，引导对方表达自己的情绪。”

邹峰发现最近几年青少年抑郁发病年龄越来越早，早期亲子营来的孩子高中生占多数，现在十三四岁的初中生越来越多，“这是因为要求孩子发力的时间越来越早，学习冲刺开始的时间从高三变成初三，甚至小学。亲子营是一个契机，给孩子和家长一个在外界压力和竞争面前停下来的机会，专业的医疗知识是基础，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互相陪伴的时间。”

自渡后渡人

“渡过”有一个传统，参与过线上、线下活动的青少年，可以报名成为活动的“小助手”，去协助辅导员们帮助其他参加活动的青少年。生命力不仅来自自己的康复，同时也来自和同龄人以及社群之间的相互滋养。原本，所有人在同一条求学轨道中齐头行进，可那些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，在痛苦超过了身体极限之后，只能选择休学，慢慢离开熟悉的集体以及自己的位置，“这种‘被抛离’的迷茫，是悬在所有抑郁症孩子头上的一把剑。”

“每个抑郁症少年家长都担心孩子的未来，可家长往往不知道，孩子自己更担心，只是不想说，不敢说。”

邹峰认为，青少年抑郁比成年人往往更难治愈，成年人可以通过药物调整状态，他的工作能力、经验和社会关系都比较成熟，状态比较容易稳定。但是青少年缺乏这些稳定的关系，即使恢复了相关能力，回到学校，现实的问题没有解决，焦虑仍在，“‘渡过’通过让他们回来参与工作的方式给他们提供一个‘安全岛’，他们可以互相交流、互相帮助。”

一次，邹峰带着几个自称“社恐”的孩子组建了一个乐队，在最后表演之前，孩子们还是有点紧张，邹峰和几位陪伴者就先冲上去热场，拿着吉他也不在乎是否跑调，只是尽情展示自己。其中一个女孩一直坐在舞台边上，看着“小助手”们的热烈表演，她像受到了鼓舞一般，戴着一顶帽子完成了表演。邹峰和其他陪伴者在台下都无比激动，“对比之前多次表达过自杀倾向，她完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自我突破。在改变认知这件事上，我们不会用语言去劝服，而是通过他们自己切身的体验，给大脑植入一个‘相信自己’的念头。这比劝孩子勇敢一点、自信一点有用得多。”

接触到的孩子越来越多，邹峰尝试在自己的视频号开直播科普抑郁症知识，希望能惠及更多抑郁症少年和家庭。早期参与过亲子营的小达作为“渡过”的正式工作人员参与他的直播工作。从一开始的不定时直播，到现在每周固定两次两小时的直播，邹峰的视频号已经积累了2.5万粉丝，“刚认识小达的时候他抑郁情况比较严重，从初中开始就有暴食和催吐的现象，我对他进行过长期的陪伴咨询，现在他的状态非常稳定，工作上也非常得心应手，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更多孩子们指引方向。”

春天是一个抑郁症多发且容易复发的季节，面对处于生命之春却饱受抑郁症折磨的孩子们，邹峰想要用自己专业的知识和真心的陪伴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，“我所做的就是陪着孩子们走路。不拉着他走，也不抛下他自顾自走，而是和他并肩，隔着一点距离陪伴他。他可能会进一步退三步，但也没有关系，总会渡过。”